谢高华改革纪实② | 农民需要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2018-12-18 07:15:49 衢州日报

【专题】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致敬谢高华


袁芳烈到“五七”干校捞人

1970年春,谢高华到衢县河东公社莫家大队“五七”干校劳动,十多人打通铺。原大队干部叶其高说,谢高华裤脚一只高一只低,插秧倒是横竖扎齐,农民服他。8月初的一天,县委书记袁芳烈在田畈里找到谢高华,第二天中饭后走的。

1970年8月12日,县委任命谢高华为龙游片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主政龙游。还有一个任务筹划衢县南片水利工程建设(乌引工程)。

瞧,衢州市“乌引”总指挥谢高华(中)裤脚一高一低视察工地。

西门大队基干民兵营有枪、手榴弹,还有小钢炮。西门大队领导班子力量强,成了谢高华稳定龙游的依靠主力。

谢高华到龙游、上圩头等公社,发动生产队种橘,要求每队种温州蜜橘2000株、养猪200头,保证肥料充足。“谢高华派我和县副食品公司黄荣根,去温州瑞安采购两汽车橘苗,几万株记不了。”柑橘专家张玲玲说,谢高华自己清点分苗,区委副书记张冬友送苗到大队、生产队。

西门大队原团支书谢森炎回忆,谢高华很重视水利,龙游的姜席堰、虎头山的蜡烛台电灌站去看过好多次。

1971年“林彪事件”后,谢高华上任衢县县委副书记,负责全县农业工作。县委书记袁芳烈驱车到龙游,把谢高华接到铜山源水库上岗。第一项重要任务:制订衢县1973年到1980年农业发展规划。

1972 年冬,为了制定衢县农业发展规划,谢高华(前排左二)在铜山源灌区调查测量。林国镇 摄

衢县粮、棉、猪等指标超过《纲要》后,提出新的奋斗目标。“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开始强调全面发展,抓多种经营,好让农民尽快富起来。

谢高华带规划小组到山区、半山区、平原和丘陵地区,总结了28个典型。

下张公社官庄大队连续十一年稳产高产,平均每人提供商品粮585公斤。

龙游公社唐尧大队,平均每人养猪2.4头。

航埠公社万川大队,在乱石山上种橘450多亩,早种的已挂果。

下村公社坎底大队,一棵实生椪柑收果252公斤,价值100.8元。

谢高华爱用农民身边鲜活事例宣传发动。

1972年底,规划完成,两项重点:

一、以铜山源水库和“乌引”工程大型项目为骨干,辅之上千座中小水库,加上山塘、堰坝,全县建造自流灌溉水利网。

二、“向黄土丘陵要田!”衢县有近百万亩“神仙点过不长草”的黄土丘陵,开垦30万亩以上。

站在新绘的规划图前,谢高华俨然一个将军,伫立良久。他称之“彩色工程”:黄,黄土丘陵开发;绿,丘陵山区绿化;蓝,自流灌溉网。

1973年春,谢高华突发胃病大出血,急送衢县人民医院,县委书记袁芳烈签字安排抢救。谢高华因胃穿孔,胃切除四分之三,医院要求住院治疗半年。衢县造反派趁批林整风之机,批判冲击领导,寻上门来要批斗谢高华。谢高华就医58天就出院了。

1973年冬开始,衢县大搞冬季农田基本建设,谢高华把全县74个公社划为3片。

县委书记袁芳烈抓铜山源水库灌区23个公社,抓渠道配套,力争70公里总干渠全面通水(蓝片)。

谢高华抓沿衢江和铁路两旁的26个公社,调整水系,平整土地和开发黄土丘陵(黄片)。

剩下25个山区公社,劈山整地植树造林(绿片)。

全县发动二三十万男女社员上阵,开发黄土丘陵,这一做法坚持了十年。

1977年以后,特别是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后,劳动力普遍富余。谢高华提出,集体统一规划、山权不变、户种户管、收益按比例分成,引导社员开发成片的黄土丘陵。

1978年,把黄土丘陵包给社员开发。

1981年,鼓励社员黄土丘陵种柑橘,“谁种谁有”,县里再提供良种、资金、物资和技术支持。一冬春全县建成新橘园1.4万亩,种橘162万株。

1973年到1982年,衢县开发黄土丘陵30多万亩。

农民需要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总结二十年来农业发展经验教训。谢高华的发言引起了记者关注。

1979年2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起“怎样加快农业发展”的讨论,先后刊出五十期,一直到年底结束。谢高华的文章放到了第一期,读者反响热烈。这也是他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

农民需要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中共浙江省衢县县委书记  谢高华)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目的,是要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毛泽东同志讲得很明白:“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林彪、“四人帮”一伙用极左的口号否定了这个根本目的,把个人利益划为禁区,鼓吹什么“越穷越革命,富了要变修”。流毒所及,农村中出现了这样几种看法:一是“富”等于“资”,把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和发展正当家庭副业而富裕起来的社员看作是搞资本主义的;二是“钱”等于“资”,不加区别地把挣“钱”统统看作是资本主义;三是“私”等于“资”,把大集体下的小自由,都当作牟取私利的资本主义。一段时间内,农村中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都被搞乱了。

当时,我们订生产计划,不敢讲提高社员的物质利益,抓生产不敢讲降低成本,搞分配不敢讲增加社员收入。社员在自留地上种果树、西瓜、蔬菜,挑到集市上卖,就批他搞资本主义。结果,多种经营发展不快,农业成本很高,社员收入很低。群众辛辛苦苦干一天活,收入只有三四角钱,哪里来的积极性?

我县是柑橘产地。过去,我们按照《六十条》的规定,在发展集体的柑橘生产的同时,允许和鼓励农民在房前屋后种自留橘树,柑橘最高年产量达到十二万五千担。但是,1968年,林彪、“四人帮”在浙江农村大搞什么“献忠”活动,把社员的自留橘树全部没收归集体,说这是“舍资本主义私心,献社会主义忠心”。 从此,群众无心管理橘树,柑橘连续三年大减产,下降到一万二千担。后来,经过六七年之久,逐步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柑橘生产才恢复到去年的八万多担总产量,其中社员自留橘占三分之一。

还有一件事对我们的教育也很深刻。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因为把多种经营一律当作“重钱轻粮”“以钱为纲”来批,我县单纯抓粮食,忽视油菜生产, 搞得农民没油吃。前年的一天,我在白水公社前林大队劳动,问起社员的生活情况。一位女社员坦率地说:“我们一日三顿白米饭,就是油吃得少,嘴唇皮都发燥了。”听了这话,我心里很不安。我想,全县九十万人民把领导权交给我们,但我们连他们的吃油问题都没有解决,能不于心有愧吗?接着,我走访了二十几个大队,发现缺油吃并不是个别现象,群众意见很大。于是,我和常委同志分头下去,落实油菜种植计划,建立油菜基地。去年全县十一万亩油菜获得了大丰收,总产量增长一点三倍,不仅满足了城乡人民吃油的需要,还上调了一百万斤油,一年就解决了多年解决不了的缺油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切实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使他们的收入逐年增加,生活逐步提高,把他们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真正建设好社会主义;像林彪、“四人帮”那样根本不关心群众的物质利益,才是要搞资本主义。现在,农村工作的重心正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要做的事千头万绪,但时刻不可忘记,要努力增进农民的物质利益这一点。

他在小南海画了个圈

谢高华在衢县试着让农业对接市场,1979年曾在龙游小南海画了个圈。

1978年12月21日,衢县建立衢县团石农工商联合企业筹备小组。

何樟德任组长,毛以成任副组长,翁金根、夏明贵任组员。

省委常委、副省长袁芳烈分管农业,热情支持谢高华创办衢县团石农工商联合企业的创举。报告送省政府马上批准了。谢高华给“农工商”小“特区”政策,只要完成国家任务,其他都可去市场销售。

1979年2月建立企业,“农工商”这个圈还不小,包括团石、虎头山、兰塘、箬塘4个公社、团石农垦场、蚕种场、茶场。职工和社员3.8万人,耕地五万亩,黄土丘陵、杂地八万亩,溪滩水面一万亩。省委批准从4月1日正式运行。

龙游商帮列明清全国十大商帮之一,有经商传统。谢高华选址龙游镇旁边,希望“农工商”能以商活农。

谢高华说:“负责人何樟德,有商业头脑,办法多。”县里还调配了懂经营的干部31名。配备汽车6辆,拖拉机64台,喷灌设备66套及钢材、水泥、木材、化肥。投资28万元,贷款66万元。

“农工商”新建5个榨油厂,糕点、豆制品、黄酒、酱油加工厂,还有水泥厂、沙石预制厂,车队和建筑队。

“农工商”将自产糕点、五香豆腐干、柑橘、甘蔗直销杭州、上海、南京。顾客们说,焦切糖、寸金糖20多年不见,花生糖也很少看到,希望多运一些来。有些商店、招待所、宾馆、工厂,想与“农工商”订销售合同,或者用超计划的工业品交换,建立协作关系。

试办一年。“农工商”完成国家任务:商品粮超额178%、生猪增长44.7%、油菜籽增长1倍、鲜蛋增加188%。

“农工商”的瓜类增产3倍,柑橘2倍,芝麻4倍,禽蛋109%。花生及其他农产品增长30%以上。社办工业产值增长1.1倍。商业从无到有,营业额22万元,获利6万元。社员和职工收入快速增长,出现造屋多,买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多,储蓄多。

退休以后的谢高华依然关心粮食生产。

1981年秋收,粮食大丰收,出现“卖粮难”,糯谷粮食部门收购不了。何樟德获悉绍兴酿酒厂家正需要大量糯米,就用糯谷交换来很多绍兴老酒,年前老酒销得很好。年底,山西大同机车车辆厂要为工人发大米。“农工商”立即准备5万公斤优质大米,领导冒着大雪,连夜赶到杭州开具出口证,赶在年前把大米运到大同。厂方写来感谢信,还运来了优质煤750吨。

通过协作关系,“农工商”从外地购进化肥7000吨,煤炭16000吨,钢材200吨,高标号水泥6000吨,钢渣1000多吨,汽油、柴油150多吨,食糖60吨,苗木一百多万株,实现购销两旺。

1982年初,有人以破坏粮食统购统销为名,将谢高华告到了地区专员公署,上面要县里写检查,检讨两回都没通过。谢高华说,“把谢高华名字写上就会通过的”,最终不了了之。

改革开放之初,衢县“农工商”的成功探索,没能为谢高华加分,反而使他陷入无尽的调查中,省里最终将他调到义乌。但这一实践,为他后来在义乌“登峰造极”热了身。

[责任编辑:林家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