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什么要教书? ——董平讲座精彩实录(上)

2020-09-16 22:58:29 衢州晚报


衢报传媒集团实习生 钟王蓝 记者 钟睿 整理


编者按:9月6日下午,由衢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的第六期“南孔大讲堂·国学论衡”,在市区新桥街的儒学馆举行。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浙江省文史馆馆员董平教授回到家乡,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专业地解读孔圣人的教育思想,带领观众穿越历史时空。本报摘录部分精彩内容,供读者学习、探讨。


董平近影。记钟睿 摄

非常荣幸回到老家来和大家讨论、交流。今天,我聊的话题是“孔子为什么要教书”,我想用一种非常通俗的方法来引出中国历史上这一位伟大的人物,以及他的情怀、他的抱负、他的使命、他的担当。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打破知识垄断的“民办教师”

我们都知道,孔子是老师,是官员,但孔子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教师。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教育传统的国家。在整个西周时期,政府官员的设置当中就已经有“师”“傅”“保”。但为什么我们说孔子是“至圣先师”呢?“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个说法最早发源于蜀地,在唐宋时非常流行。并不是说没有孔子,天就真的不亮了,而是因为孔子的思想真正启迪了我们的心灵,他是我们的第一位精神导师。

孔子倡导“有教无类”,主动自觉地承当起了教育以启迪人心的任务,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民办教师”。正因为他是“民办教师”,所以才伟大,因为他突破了知识被官方垄断的制度格局,使知识能够向民间传达,使普通平民可以接受教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孔夫子开创了中国的民间教育,知识不再被官方垄断而高高在上,而是进入到了平民阶层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普通人也能够在知识的引领之下过自己的理性的、自信的生活。

孔子的理想是当一位启迪人心、呼唤礼乐制度回归的教师

孔夫子为什么要让自己成为一名“民办教师”呢?大家都知道,孔夫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这是一个独特的时代背景。西周具有完整制度建构的礼乐文明解体了,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西周时,礼乐文明制度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得到良好落实的,因此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有序的,人道的生存价值是得到制度性的体现与保障的。“礼崩乐坏”便意味着整个社会公共生活制度的解体。

我们今天对“礼乐”并不十分了解。比如说“礼”,我们大多把“礼”理解为一种礼节、礼仪、礼貌,这实在只是“礼”的细微末节,并不是“礼”的本意。“礼”是什么?“礼”是制度。它是包括了人的社会性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个制度的综合体,至少要包括政治制度、伦理制度、人和人之间的公共交往制度,还包括与天地神明的交往制度。制度的目的是要实现秩序,实现各方面生活的有序性。讲到儒家,我们通常会谈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许马上就让人想到了“等级制度”、社会不平等、强调了君权的绝对性等等。但所谓“君君臣臣”,究其本意而言,它只是强调政治秩序的必要性,指在君位之“君”,必须要承担其作为君的责任,在臣位的“臣”也是一样,并不是说臣要对君绝对服从。

礼的制度是怎么制定出来的?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观念——天道,它是直接指向天地运行的生命秩序本身的。人在天地万物之中,要实现自己的良好生存,就必须体现天道这一最高本原,这就需要把天道的秩序转换为人道的制度。《周易》里有一段话,讲到圣人的作用,就在于圣人能够“化而裁之,通而变之,措之于民”,“裁之”“变之”是指天道而言的,经由对于天道的化裁通变,圣人把天道转换成了人道,把天地之序转换成了人的生活秩序。“礼”就是人的生活秩序整体,所以它是体现人道价值的。

如果了解了这一点,我们马上就可以领会到,在孔子看来,“礼崩乐坏”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不只是一个社会公共制度的解体,更重要的是,它的解体所带来的必然是人的生存价值的失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孔子毫不隐晦地表达对于西周的向往,对于礼大行于世的向往,其实便是在呼唤人道的回归,体现了他对于人道的生存价值的不懈追寻。

“礼”的背后即是“天道”。礼作为人道是根源于天道的,所以天人之道合一。今天人们也许还有一种误解,见到“道”字就以为是“道家”,其实错了。诸子百家、儒墨道法没有不讲“道”的,中国文化整体都在讲“道”。在一个无道的、礼崩乐坏的时代,思想家们都以各种不同的思考、不同的方式试图使天下重新回归于道,这在诸子百家是一致的。孔夫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正是体现了对于道这一存在与价值的双重本原的极大重视。

礼崩乐坏了,道隐而不见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也就失落了。人道失落了,就意味着人的存在发生了现实危机。孔夫子对这种人生的危机极有深刻的洞察,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富有历史感的人,他要研究历史,从对历史的了解中领悟到了西周礼乐制度的人文之美。“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郁郁乎文”,即是浓厚而灿烂的人文之美,所以我们的文化不只是讲礼貌的,更是讲文明的、讲美的。孔夫子怀抱着对于西周礼乐文明制度热烈向往,很理想化,且理想坚定,非常执着,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当年西周曾经出现过的人道文明的辉煌重现于当世,所以说孔子也是很有政治抱负的,他既说“吾从周”,也说过“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关于“东周”的解释,历代注家的解释都说是鲁国在周的东方,以鲁国而得兴周道,所以称之为“东周”。而我的解释很简单,西周最繁盛的周成王时代,是周、召二公分治的结果。召公治陕之西,周公治陕之东。因周公治陕东,所以称之为“东周”。“吾其为东周”,就是要重新实现出当年周公之治的盛况。年纪大了之后,孔子就说“盛矣吾衰也,吾不复梦见周公”,当年那种澎湃的激情与治世的情怀,因年龄的增长而衰退了,但是这并没有使孔子放弃自己的理想。他晚年为什么要“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传统的说法是,孔子已经清楚明白地意识到,自己已经不能完成重振西周礼乐文明制度这一重任了,所以存为典籍,为后王立法,希望后继者能从典籍文本当中领悟到西周礼乐文明的独特辉煌,而继承之,发扬光大之。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无亡则其政息”,人是第一位的,既是文化的创造者,更是文化的体现者。正因为“人能弘道”,所以当孔子深刻而又清楚地了解西周礼乐文明之后,怎么来启迪人心,怎么来培养人,使人能够了解文明的历史,了解我们自己,并且能够基于这种了解,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心身秩序,进一步把这一完整的心身秩序体现于自己日常的现实生活当中,从而实现礼乐文明的实际回归,成为孔子最为深刻的期盼与根本的愿望。礼是不违背人情的,更是需要体现于生活的,它原本就是天道秩序的转化形态,只要人人能够基于自我本原的心身秩序来实现自己的生活,使自己成为一个文明的人,体现了人道秩序与价值的人,那么尽管礼乐文明制度已然崩塌,但事实上仍会回归到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这一回归,不只是生活秩序的回归,更重要的是,人的存在价值的终极回归。所以孔夫子讲:“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一旦人人都真正地实现了克己复礼,伴随着礼的回归的,就是代表着最高的人道价值的仁的回归。

正是孔子的抱负、孔子的理想、孔子的愿望、孔子的人道价值关切,使他主动地、自觉地成为一位教师,藉以启迪人心而重建心身秩序,唯此方能接续文明,而使生命焕发其本有的华彩。


[责任编辑:廖峥艳]